三个部将细数汤恩伯三宗大罪：抗战期间当地老百姓抢夺汤军枪械，这件事居然是真的？他们为什么要抢？

有很多人质疑汤恩伯的部队在抗战期间豫中惨败时被老百姓围殴甚至抢夺武器的真实性，其实这大可不必，因为此事是有他们那方面档案记载的。

1944年9月，“国民参政会”第三届第三次会议在重庆召开时，参政员郭仲隗等一百零三人提出《请申明军令严惩失机将领以明责任而利抗战案》，就是指控汤恩伯的，其中这几句话大家都能看明白：“各部队领不到给养向民间借食……因此惹起人民反感，使军民无法合作，中原会战所部窜逃劫掠，民众悲愤，起夺其枪械，以图自卫。”

提案还指责，蒋鼎文、汤恩伯利用职权经商，“大小军官腰缠累累，战斗意志消耗净尽。”

郭仲隗是同盟会元老，他在提案中的说法还算比较“客气”，也算给老蒋留了一点面子——当年的国民党溃兵不是“借粮”而是抢粮，这件事汤恩伯副官处长、被俘时任国民党台州区专员的葛天在《我所知道的汤恩伯》中有细致揭露。

1942年和1943年的河南“水早蝗汤”四大灾难，直接导致数百万人饿死，葛天总结了灾难的真正原因：“汤恩伯指挥下的庞大军队和设立的庞杂机构，不仅抗战不力，在日寇进攻下一败涂地，而且大批的冗员需要老百姓供养。这样的部队和机构愈多，对人民的危害也愈大。部队增加，就指定某部队到某地区‘征集’。这样一来，原由总部到各县政府坐催粮食的办法就变为直接向老百姓抢劫。当时河南民众中有这样一个民谣：‘麦子黄，泪汪汪，国民党军队来一扫光。’”

日寇非我族类，烧杀抢掠罪大恶极，但汤恩伯的部队怎么也算国民党正规军，他们对中原百姓犯下同样罪行，那就该千刀万剐了。

如果汤恩伯的部队抢够军粮就收手，我们还勉强可以说他是出于无奈，但汤恩伯和他的部将们抢粮，除了养兵还要发财。

汤恩伯嫡系第十三军第八十九师师长金式在1944年12月到重庆时亲口告诉葛天：“按一般计算，每师每月能多余粮食七八万斤，至于军部控制的粮食更多。可惜我师积余粮食因中原会战关系，有一部分被日寇抢去，有一部分自己用火烧了，这完全怪我。我想等待高价出售，结果落空了。”

宁肯让百姓饿死，宁肯让粮食被日寇抢去，汤恩伯的军队还是囤积大量粮食待价而沽，至于汤恩伯以饿死数百万百姓为代价聚敛了多少财富，副官长葛天是十分清楚的：1945年底，汤恩伯一次性就给葛天四万银元，让他在南京购买两处房屋，一处自己住，一处送给了陈大庆（汤恩伯旧部，后任第一“绥靖区”副司令官、首都卫戍司令部副司令官、衢州“绥靖公署”副主任、京沪杭警备司令官兼淞沪警备司令、逃台后任“安全局局长（首任局长是郑介民）”，还有一次直接汇法币一亿元到重庆，要葛天替他换了五千两黄金——当时的法币还很值钱但即将崩溃性贬值，汤恩伯应该是事先得到消息，保住了他用百姓生命换来的不义之财。

汤恩伯毫无人性，根本就把老百姓的命当回事，不但纵兵抢粮饿死无数，还对辖区内民众展开大屠杀。

三十年代曾在汤恩伯部任旅参谋、主任参谋，师参谋处长、参谋长等职的李佑武（1949年11月率湘南纵队第一支队部分一千余人在宁远县投诚，1952年被判有期徒刑四年，1956年刑满后就业于西湖农场）对汤恩伯的暴行十分清楚，有些大屠杀，李佑武不但亲眼目睹，还或多或少地参加了，因为实在看不下去，才离开了汤恩伯：“一天，汤恩伯叫我（当时在第八十九师师部任上校参谋处长）去监斩。我看到一半，实在不忍再看，就回师部把所见的惨状告诉汤，建议用枪打好些。汤笑着对我说：‘你心太慈，不能带兵。’为此，我于1933年暂时离开了他的部队。”

汤恩伯的部队没好人，李佑武的“仁慈”，也不过是建议将刺刀残杀变成机关枪扫射，他离开汤恩伯也是暂时，后来又回到了汤恩伯的部队，这可能也是他率部投诚仍被判处徒刑的原因——这样的人如果犯下屠刀就免罪，实在是对中原冤魂无法交代。

看了李佑武的回忆，我们不看军装，还以为是鬼子进村了呢：“1932年汤恩伯任第八十九师师长，师部驻黄安县城。各团、营、连每天从清晨出发，每到一村，先将全村男女老幼，驱集于村旁空地，然后将所有财物洗劫一空，放火焚烧各村庄，再将所有男女老幼一律押送师部，师部将十五岁以上、六十岁以下的男子选出，尽行屠杀。其余老幼妇孺，用武装兵押送汉口，规定每天行程六十里，许多走不动的老弱就被刺死于途中，稍有姿色的少女就被奸淫或逼迫为妻。”

汤恩伯杀人，一开始是用枪打，后来则用大刀砍头，最后则拿百姓给士兵“练胆”：士兵每班围成一个圈，装上刺刀，将被屠杀者一个一个地赶进圈中，由班长发口令喊“杀”，士兵就用刺刀刺上去，同声喊“杀”，直到刺死为止。李佑武就是在“监斩”那次刺杀后，才离开汤恩伯的。

笔者一直不愿意把老蒋和汤恩伯的部队跟日寇比较，但是当年受苦受难的百姓是怎么想的，当地地方志是有凝满血泪记录的。

李宗仁将军曾与汤恩伯“共事”多年，也曾经是汤恩伯的“长官”，但汤恩伯是老蒋嫡系，李宗仁也拿他无可奈何。

李宗仁在回忆中无奈地表示：“汤恩伯的最大缺点，还是他的治军无法度，军纪废弛。汤军借口防谍，凡所驻扎的村落，除老弱妇孺外，所有成年男子一概迫令离村往别处寄宿。村中细软、粮食、牲口也不许外运。壮年人既去，则妇女、财产便一任驻军支配了。以故汤军过处，民怨沸腾。后来河南人民有句反汤的口号说：‘宁愿敌军来烧杀，不愿汤军来驻扎。’据我所知，这并不是对汤军过分诬蔑之辞。”

李宗仁身为“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对“部将”汤恩伯的管辖权几乎为零，就连向老蒋告状也不好使：“关于整肃军纪的命令，我已不知下过多少道。不过对汤恩伯的军队，我再下千百道命令也无益处。军队的纪律，断非几道命令可以改好的。何况汤恩伯是委员长的心腹，纵使我向委员长报告，他也不会追究，徒然引起无谓的摩擦。”

李宗仁为何多次下达整肃军纪的命令？您细品。

要不是近来有很多文章吹嘘汤恩伯的“抗日之功”，笔者也不会搜集这么多资料来揭穿汤恩伯到底是什么货色，下面还有汤恩伯直系下属高鹤飞（黄埔三期、陆军大学将官班乙级第四期，被俘时任任淞沪警备司令部副司令的揭发：“国民党政权总崩溃前夕，蒋介石任命汤恩伯为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那时淞沪警备司令是汤的亲信陈大庆，所以我仅仅挂一个副司令的空衔，没有能够参与当时的军事机密，据我所知，陈仪起义失败以至被捕，乃完全是由于汤恩伯背义所致。”

1949年3月间，高鹤飞就和陈仪（当时任国民党浙江省政府主席）及其弟陈公亮共商起义大计：“其时陈仪正直接策动汤起义，后来据陈仪的老部下葛敬恩（曾任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秘书长，1949年起义）告诉我汤告发陈的经过，和我所了解的颇有不同。葛说：‘陈最后一次通过地下工作人员送了一封信与汤，被别人接去。汤发觉此事大为恐惧。适值蒋介石打电话找汤，汤以为陈的起义密谋已被蒋知道了，感到很危险，于是不等蒋介石开口讲什么事，就在电话里向蒋和盘托出，并且说陈已被其看管。’”

陈仪看错了人，连汤恩伯这样灭绝人性的家伙他都能相信，这不能不说是识人不明，也“幸好”汤恩伯没有参加起义，如果他不出卖陈仪，而是协助陈仪完成了起义，那他又成什么了？